VR奇异旅程:当虚拟照进现实



一个VR(虚拟现实)电影的美丽新世界正狂飙突进向我们奔来,快做好准备吧!因为它必将会像1个多世纪前,电影发明之初那样令人荡魂摄魄般,让现代观众们感到更为兴奋甚至如梦似幻。


“奇迹时代”再次上演


 “你们不会知道当时的体验是多么的诡异。一切都消失在黑暗中,然后银幕上出现了一列火车。它正向你高速驶来,小心!看起来它就像要一头扎进你所端坐的黑暗之中,将你碾压磨碎,变成一团肉泥和碎骨……但这一切,事实上不过只是影像中的火车罢了。”






高尔基对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所表达的这种惊讶之情表现了早期电影令人兴奋的感官刺激。这种新的媒介形式能产生奇观、紧张、恐怖、兴奋和焦虑的体验。移动的物体穿过并消失在画框边缘在当时既令人费解、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又是一种使人兴奋和激动的新奇事物。

当成千上万的人们第一次体验VR(虚拟现实)技术之时,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与上述历史相类似的“奇迹时代”。但首先什么是虚拟现实呢?简单点来说,它就是一套可以戴着并固定在眼睛上的目镜,它可以让你拥有一个360度的观影体验。你可以向上看,向下看,和向后看,在这里并不存在银幕——观看者选择他们所想要看的。若再加上一副头戴式耳机的话,那种亲身体验的沉浸感将会更为加强,这样的融入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一般建议最好是有使用者所信赖的人与之陪伴体验(以应对外界的突发事件)。真正的VR将是立体的,意味着观看者双眼将接收不同的图像,以增加纵深感。头戴设备决定了体验的真实程度,但现在仅仅使用一台智能手机和一副可折叠的纸板眼镜(比如“谷歌纸壳”)来观看VR电影已经成为了可能。

现在仅仅使用一台智能手机和一副可折叠的纸板眼镜(比如“谷歌纸壳”)来观看虚拟现实电影已经成为了可能。


某些对VR技术持有怀疑态度的人还记着上世纪八、九年代那些早期无声的VR产品模型,这使得许多人对VR产品并不当一回事,认为它们仅仅是一个游戏媒介罢了。毕竟,这项技术就是发明于约翰•卡马克的《毁灭战士》,一款颇具影响力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游戏。然而到了2015年,在洛杉矶,关于VR的投资热潮已经蔓延开来,而这一年也被期待为一系列成熟的商品化头戴模型如Oculus Rift,三星Gear VR和HTC Vive投入市场的关键一年。谷歌纸壳——升级完善之后的版本售价为12英镑,人们已经可以方便地购买到它。在2015年11月,《纽约时报》向他们的订阅用户投放了120万副的纸壳眼镜,在设备中安装了可以观看一系列新闻影片的“VR应用”。对于电影界的人们来说,他们明显嗅到了其中的无限商机,只要他们研究出如何摄制适应这一媒介的影片,以及如何发现在那些显而易见的应用领域如:游戏、极限运动和色情片之外的赢利点,便能毫不费力地赚个盆满钵满。



虚拟现实这项技术就是发明于约翰•卡马克的《毁灭战士》。


新媒介掀起感官革命

观看一部精心制作的VR影片是一种排山倒海般的震撼体验。头戴设备完全覆盖了整个视野范围,全视野全角度的观看功能使人感到惊奇与愉悦。只要影片制作得当,首次的观看将是完全陌生和令人惊讶的,尽管可能产生眩晕和晕动等常见的副作用——沉浸其中的观看者将会变得晕头转向,甚至撞到墙上。

不过这些副作用同样可以变得惊人的绚丽。自然美景、恐怖故事、现场音乐表演和外太空景象都是这些早期影片的常规主题。我们被邀请来到太空漫步,参观非洲大草原或者与海豚们共舞。“VR技术具有不可思议的潜力。它可以将你带到你甚至都不曾梦想过的地方去。”大卫•爱登堡爵士评论道,他作为旁白解说了《初生》,一部15分钟的VR影片,探索了地球古代海洋中生命起源,由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大西洋影业公司联合制作。


《初生》剧照,这是一部15分钟的虚拟现实影片,探索了地球古代海洋中生命起源,由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大西洋影业公司联合制作。


早期电影史专家史蒂芬•博托莫尔指出,“当毫无经验的观者遇到一种新式媒介之时,他们需要调整他的感官系统,通过一系列的学习过程,来构建充足的经验使得他们能够重新融入视听媒介的崭新模式之中”。上述过程如今又再次上演了一遍。

克里斯•米尔克,一位资深的音乐录影带导演,正野心勃勃地想要带头说服对VR持怀疑态度的人。在一场2015年3月的TED演讲上,他声称他已经受够了矩形画框。于是他与美国政府的高级顾问兼电影制作者加博•阿罗拉联合制作了一系列影片,其中的首个作品就是一部强有力的纪录片《锡德拉的愁云》。锡德拉是一位12岁的,居住在约旦札塔里难民营的叙利亚难民,她带领着观看者游历他们所居住的这一座半永久式的帐篷城——一间简朴的客厅,一座简陋的足球场,一间面包房等。观众在片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如此栩栩如生,你很难相信自己不是身处现场,嗅着新鲜出炉的烤饼散发出来的香气,伴随着画外音,锡德拉娓娓道来着她的梦想与希望。本片荣获2015年谢菲尔德纪录电影节的“互动电影奖”,并已被世界各地的国际政治决策者所观看,他们因该片强大的感官体验而大吃一惊。


VR播放设备中的《锡德拉的愁云》。


 “在花哨的视觉效果之外,我们也创造出了影片的故事,”米尔克说,“《锡德拉的愁云》的特殊之处在于高科技带来前所未有的浸入感。《锡德拉的愁云》的观感就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像是穿上他人的鞋子走了一英里的路程。当我们发现锡德拉时,她的生活情况提示我们如何去捕捉当时的环境。我们一致认为展现难民营内人们的真实情况或许将极大地影响世界对叙利亚难民的看法。我们一开始的目标便是为使观者能够感同身受,而创造一种更为敏锐而亲密的拍摄模式。”

VR技术不仅仅意味着电影放映方式潜在的巨大改变(从在黑暗的投影间集体观影,变为单个个体利用同步的头戴设备观影),还意味着摄影机捕捉被摄主体方式的变化,正如阿罗拉所说的:“我们是从2014年12月开始拍摄《锡德拉的愁云》的,当时已经有其他的社会名人和电影摄制组前来参观和拍摄了这座难民营。我们所接触到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厌倦了拍摄。他们觉得他们的苦难被人利用了,尽管他们一再讲述他们的故事,一切仍然维持着原状。但当我向他们展示了VR技术的摄像机镜头,阐明我们的目的之后,他们的反应就大大不同了,立即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与热情。我们的摄影机不那么具有主动性,可以在一旁静静地放置许久,这使得被拍摄的人们能够忘记摄影机的存在,在拍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自然。”


摄像机不那么具有主动性,可以在一旁静静地放置许久,这使得被拍摄的人们能够忘记摄影机的存在,在拍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自然。


那些有追求的VR电影制作者们将面临令人困惑的问题: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摄像设备、内容平台和观影硬件设备,以及不断发布的各种新式产品的选择问题。“我们采用一切对于我们讲述故事所必要的设备,”米尔克说,“对于许多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我们会先在室内装配好。我们会决定好怎么操作机器,怎么进行取景拍摄,怎么获取连续的镜头片段,我们需要使用什么软件,又需要构建出什么软件——这一切都取决于整个项目的需要。我们之前外出拍摄用了八台GoPro相机,一种更像是‘打游击’一样的设备。我们现在用的是Prague相机,以及一套两星期前才发布出来的设备。”



2015年7月,诺基亚推出黑科技设备VR摄影机 OZO,这个售价近40万人民币的“八目妖”为VR 带来了相当高的大众关注量。


与生俱来的政治性

斯派克•琼斯去年与米尔克合作为VICE新闻制作了《百万游行》,一部令人血脉喷张的360度视角纪录片,记录了纽约的“愤怒之日”游行,这一游行旨在抗议警察杀害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为其呼吁公道。这是对这一媒介的一种令人振奋的实践应用。纽约的垂直景观和那种与抗议者们并肩作战的感觉创造了一种震撼人心的体验。了不起的是这部影片如何捕捉到那种无形的危机感和个人所受到的苦难——从清楚看到示威者们的白眼,到清晰听见身后抗议者的愤怒的鼓声。尽管有充分的安全保证,观看者的精神依旧会保持着对时刻存在的暴力执法的警惕。这是一种深刻动人、身临其境的体验。


《百万游行》剧照。观者可以清楚看到示威者们的白眼、清晰听见身后抗议者的愤怒的鼓声。

其他的纪录片先锋包括了美国记者诺尼•德•拉•佩纳和来自智利的奥斯卡•拉比,他们俩都致力于通过结合了真实录音、实拍场景与人物的3D建模环境,来探索交互式纪录片的无限可能性。德•拉•佩纳因为她所拍摄的另一部检视叙利亚冲突的纪录片《叙利亚计划》而闻名,以及《饥饿洛杉矶》——一部关于美国那些被忽视的穷人的批判性研究作品——还有《吉娅》,讲述了两个女人试图把她们的妹妹从她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朋友手中解救出来的故事。由于拍摄了大量采用VR与AR技术的作品,德•拉•佩纳被奉为“VR教母”,她由此发展出了一套高度情感化、政治化的视觉语言。“当人们戴上目镜时,他们就将被带入到另一个世界,”她说,“已经有坚实的理论上的、神经科学上的,关于‘在场’这一理念的基础,它表明你的大脑可以迷惑你的身体,使你相信自己正处于某个别处。‘在场’是我们作品中的关键性元素,也是所有好的VR作品的关键性元素。比如说在《饥饿洛杉矶》中,有一段是穷人们在洛杉矶市区内的一家食品银行前排队的场景,我们看到过数不清的观看者们蹲下身来试图帮助那些疾病发作和晕倒的人们。”

“VR教母”诺尼•德•拉•佩纳。

奥斯卡•拉比的影片《同意》呈现的是一个更为个人化的事件,一部具有挑战性的自传性作品,看起来像一款传统的电子游戏。观看者像是选择了拉比的父亲这一游戏角色,在电影作者的引导下,经历父亲最为惨痛的回忆——在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不久后的一天,当他作为一名军官亲眼目睹一群囚犯被处决时的画面。

 “VR技术自然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叙事者手中的工具,但显而易见的是在积极主义者这里它受到了更为热烈的欢迎,”拉比说,“至少在这一技术发展的早期,它是一种具有相当煽动性和破坏性的媒介,借助这一媒介,一个人可以拍出一部作品从而获得关注。虽然不会永远都是这样,但在目前这种功能是重要的,尤其在当下争取眼球和关注的竞争是如此激烈的时候。”但拉比并不完全同意米尔克对VR技术那言简意赅而友好的描述:米尔克称其为“终极情感共鸣机器”。“‘终极情感共鸣机器’的说法掩盖了这是戏剧长久以来所擅长的东西的事实,”他说。

奥斯卡•拉比的影片《同意》呈现的是一个更为个人化的事件,一部具有挑战性的自传性作品,看起来像一款传统的电子游戏。

这种与戏剧的类比也是德•拉•佩纳所认同的:“VR是一种全然崭新的空间叙事模式,它比起传统的电影制作来更接近那种互动的、体验式的戏剧,”她说。传统的剪辑观念对VR技术并不适用,因为你可以自由控制观看者的视角。

或许是注意到了这种需求,《纽约时报》制作了《流离失所》——一部关于三个逃离家乡的儿童的故事。这些发生在南苏丹、黎巴嫩和乌克兰的故事复活了一种在多年来非人化的媒体处理下已经十分缺乏的情感共鸣。一个惊人的场景展现了从地面上的被救济者的视角观看空投援助物资的过程。这个场景是VR纪录片中最好的场景之一。

狂飙突进的“VR纪元”

而在轻松的娱乐片制作领域,Oculus故事工作室制作了《刺猬亨利》,由前任皮克斯动画师拉米罗•洛佩兹•达乌导演,他曾参与创作的影片包括《勇敢传说》和《怪兽大学》。这部电影由伊利亚•伍德担当旁白,叙述了一个失去了朋友的卡通刺猬的故事。Oculus和皮克斯的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将会十分值得观望和期待。


VR动画《刺猬亨利》的特殊观看方式。

设计师、游戏开发者和艺术家们开始利用VR技术进行实验与合作,由此一些令人目瞪口呆的抽象性作品开始不断涌现。其中一部这样的作品,《塔纳•普拉》,是一部迷幻式的旋转光影秀——由扎根纽约的迈克•塔克制作,并由电台司令乐队的强尼•格林伍德创作原创乐曲——这部影片探索了死亡之后的时刻,和灵魂超渡到来世的过程。拉比预测今后将有更多这一类作品:“在VR技术的叙事层面,我们在今后的12个月中将见到比之前几年丰富得多的各类作品。”

VR技术的狂热者们十分看好这一媒介的长期发展前景,无论是在视频制作或是交互式应用领域。“传统的电影制作者正在开始对VR技术作为叙事工具而产生兴趣,”米尔克说,“我们一直在世界各地与一些真正伟大的电影工作者们进行会晤,而且每个人都带来了他们关于VR空间的独特观点。人人都在期待着技术壁垒被打破,VR技术能够进入千家万户,这样的愿景将会很快实现。了不起的是,即使在现今VR的发展仍处于先期阶段,我们也已经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支持与收益。”

《塔纳•普拉》,是一部迷幻式的旋转光影秀。

显而易见,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对VR技术的热衷标志着好莱坞看法的变化,或许是受到了《财富》杂志预测的激励,该杂志预测VR产业将在2020年前达到1500亿美元的收入。尤其在2015年,斯皮尔伯格加入了“虚拟现实”公司担任顾问。最近,来自“脸书”老板马克•扎克伯格与皮克斯执行创意总监约翰•雷斯特的认可——以及沃纳•赫尔佐格试探性的兴趣——提升了公众对这一媒介发展潜力的关注。截至目前,乔治•卢卡斯与詹姆斯•卡梅隆仍然不甚看好它的前景,尤其是卡梅隆对其曾做出“令人犯困”的著名评价。

到目前为止真正的VR艺术作品仍然十分稀少,目前的共识是,色情产品是现在头戴设备的卖点。正如文学理论家杰弗里•哈特曼写道的,“伟大的艺术总是与它处在阴暗处的姐妹相伴,她们是‘渎神’与‘色情’。”年仅23岁的Oculus Rift发明者帕尔默•拉基很快便在《每日野兽》的采访里承认了VR色情片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事情是人们总会愿意体验的:异想天开和裸男裸女。这是亘古不变的。人类在洞穴人时期就开始观看赤裸的图像了。


Digi-Capital预计至2020年,全球AR市场收入规模将达到900亿美元。全球VR市场收入规模预计将达到300亿美元。2018-2019年,AR市场收入规模将超过VR市场。

与此同时,米尔克和阿罗拉对他们的使命充满自信,相信业余制作者们将从VR技术中找到创作的空间。《我母亲的翅膀》是最近由联合国制作的一部VR影片,拍摄于加沙地区,展现了一名巴勒斯坦母亲诉说着她的生活,以及她在2014年的飞机轰炸中难以言喻的损失。《命运的恩典》是一部联合国出品的短纪录片,介绍了一名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生还者,展现了他在诊所里治疗以及痊愈后的生活——那些一般媒体无法接触的地方。这部影片作为一月份圣丹斯电影节的“新前沿”单元里30部带来刺激的旋转视角感官冲击的VR电影中的一员,其他的还有诸如雷德利•斯科特与罗伯特•斯特罗姆伯格的《火星救援》的VR衍生版本(相类似的还有电影《饥饿游戏》《星球大战》、百老汇舞台剧《狮子王》《摇滚校园》都制作了VR体验版)、关于蓝鲸的动画《蓝鲸:邂逅》,以及冲击力更为温和的作品如《玫瑰与我》,本片是名著《小王子》的手工动画版本,由尤金•颂的潘洛斯工作室制作。

《蓝鲸:邂逅》

无论我们对于VR技术将如何应对、持如何反应,电影这一媒介的性质将继续被定义,正如当年数码摄像与放映技术出现时所发生的那样。“我们见过电影制作者群体对VR技术的排斥与抵触,”拉比说,“但这种排斥实际上是出于财富结构上的考虑,而非来自于电影语言创造者的观点。这种对VR的恐惧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是不是有另一块银幕要分走我们的一杯羹了?’”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球形银幕的产生无疑将引发关于自然、虚拟和矩形银幕的局限性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