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红与黑》还落伍的作品不必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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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之上
作者:阎真
定价:34元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12月

文_唐山


努力想找出《活着之上》的优点,但不得不说,这部荣获首届“路遥文学奖”的小说属于上上世纪,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一部匆忙之作。

不否认,阎真揭开了当下高校腐败、学术腐败的盖子,在斯文表象下,人人皆为利禄客,他们暗斗、撕咬、欺瞒、贪婪,胜出者总是底线最低的人,而书中的“我”(聂致远)因良知尚存,屡屡成为牺牲品。

阎真写出了那个世界的触目惊心,这确实需要一点道德勇气。但小说介入现实,前提是它必须是小说,如果回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几乎是骂”的水准,那实在是巨大的倒退,不仅其行不远,亦无法善尽批判的职责。

《活着之上》的最大问题,在书中人物无一不假,没有性格成长史,且极端简单。聂致远出淤泥不染,仅仅是因为坚信“圣人教导”,他唯一缺点是犹豫、软弱、有人情味,但每次背叛原则,他都会通过秀自责而得到救赎。为凸显其伟岸,作者不得不添入一个无恶不作的蒙天舒,他坏事干尽,却赢得好处最多,再加上俗气的夫人赵平平、穷凶极恶的岳母、首鼠两端的金主任、“官二代”范晓敏……这种“一神斗群魔”的图景,实在有些魔幻。

这究竟是事实,还是一颗过分敏感的心对世界的幻觉呢?坦率说,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

聂致远从贫困的乡村考入北京,当上博士,但他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他不断摇摆于自卑与自傲间:一方面,他自认为是“人上人”,在找不到支撑他“超人一等”的理由时,他便习惯于在道德上去寻找制高点,通过不断确认“我更有道德”而获得安慰;另一方面,对于城市中人人都要承受的生活压迫,他毫无准备,他更愿将其视为那是对好人的一种磨难。

聂致远遭遇挫折时,较少自我检讨,常一厢情愿地按“好人倒霉,坏人得利”的方式去解读。所以,他看不到蒙天舒的痛苦与无奈,为了让其坏得可以理解,作者特意给他编造出了一套滑稽的“屁股哲学”,结果是蒙天舒真正让人无法忍耐的不是他的坏,而是坏得那么肤浅,那么漫画化。

在聂致远看来,选择流产,夫人无法转正,被迫放弃尊严去行贿等,都是他一个人才有的折磨,而别人都在快乐地当着小人,除了一门心思在给他的成圣之路添堵外,并无其他事情可做。

我不知道阎真是否明白,造成高校种种乱象的根本原因明摆在那里,造就这个现实的文化基础,其实也包括了聂致远式的“淑世精神”,它无视人性的幽暗。其实他对李灿云的同情难道不同样是将私德凌驾于公德之上?既然如此,他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

总之,《活着之上》用“好人受难史”的方式,书写了一个天外来客的蹉跎人生,由于大奸大忠的绝对对立,不免让读者产生这样的冲动:把蒙天舒、范晓敏之流一枪毙……过去百年来,这样的偏执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显然,这是一本从思想深度到美学品质,比《红与黑》还要落伍许多的作品,因为作者本人的境界尚未超越仇恨哲学的局限,所以他写爱时如此肤浅、乏味,写势利时如此激情澎湃、生动活泼,但塑造出一个高校版的“高大泉”,真的有意义吗?阎真始终不愿承认,我们都是人,都承担着人性的缺点,从本质上说,我们都值得同情与悲悯。

疏于自我剖析,严于道德律人,动辄挥舞起宏大原则的马棒,这种名义上的现实主义,其实是自恋主义,是另一种扭捏作态的“老清新”,小说中几段“黄叶村”的场景虚假得令人作呕,尤其令人沮丧:一大批作家严重缺乏积累,除了苦情戏,他们还不具备操作现实主义的能力,他们在精神上远远不够成熟,而可怕的是,他们还拒绝成熟。

小说是否应该承担批评现实的义务,这是一个会长期争论下去的话题,但我想,写作者至少应保持一个底线:不能因为介入现实,就要放弃对品质的追求,就应无休止地去媚俗。而恰恰是在这点上,《活着之上》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