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换院徽是拍脑袋决定的吗

哈佛换院徽是拍脑袋决定的吗

导语:因为25名学生的抗议,哈佛法学院换掉了代表创始人的院徽,而中间经历了四个月反复的调查研究和相互辩论。美国高校的抗议自由并不代表决策的随意,每一个最终的决议都经历了重重考验,绝不是拍个脑袋就能得出来的。

2016年3月15日,哈佛法学院正式宣布废弃了“三捆麦子”院徽,它原本是法学院创始人之一艾萨克·罗亚尔的家族纹章。

罗亚尔是美国殖民地时期有名的奴隶主,他通过贩卖奴隶、蔗糖和朗姆酒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了当时几个顶尖富豪之一,而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后来也成为了哈佛法学院的建院基石。

2015年10月23日,25个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创建了一个名为“罗亚尔必败”的脸书页面,随后就向法学院院长玛莎·米诺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表示罗亚尔家族要“为18世纪30年代中期死亡的88个奴隶负责”,他们“活活烧死了77个,绞死了6个,用车碾死了5个,只是为了宣扬他们身为奴隶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学院“从官方公章上移除罗亚尔家族的纹章”。

一个月后,院长米诺组建了一个9人委员会,包括了法学院的教授、学生和往届校友来讨论这件事。他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完整研究了罗亚尔家族的历史,与法学院的分支机构们交换了意见,还组织了社团会议邀请其他学生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最后在2016年3月4日向哈佛董事会提交了一份11页的最终意见和4页的反对派观点,表示支持废除罗亚尔家族的“三捆麦子”院徽。

10天以后,哈佛董事会给出了答复,支持法学院废除旧院徽,并建议他们在2017年的两百年建院庆典前设计出一个新的院徽。

从提出想法到最终被认可,耗时5个月,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虽然直到哈佛董事会发出了带着校长签名的最终决议函,学院内依然分裂为观点相左的两派,但支持废除院徽的学生们联合在一起,组成强大的社团,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力。除了最初的“罗亚尔必败”,后来学生还成立了另一个社团“重拾哈佛法学院(Reclaim Harvard Law)”,并且占领了学生休息室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作为据点,他们在休息室里安了家、吃喝睡,表示抗议。在哈佛董事会同意废除旧院徽后,他们才渐渐散去,但也表示会继续给学院施压来表达一些其他诉求,比如课程改革、聘用更多的少数族裔教职工等。

不同意见认为,哈佛不应当用抹去历史的方法与种族歧视进行区隔,历史就是历史。

废除院徽只是哈佛大学里众多反歧视学生运动的一部分,去年12月,他们刚刚通过投票废除了另一个百年传统:把宿管叫做“Master”。Master在英文中有“主人”的意思,是曾经黑奴对他们主人的称呼。尽管这个叫法在哈佛的用语中实际源自旧日欧洲人对屋子主人和老师的称呼,和黑奴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许多学生抱怨说这个词会让他们联想到那段历史。于是后来经过宿管们内部投票,一致通过废除这个头衔。在不久前,普林斯顿大学也宣布更改他们宿管的“宿舍主人(master of the residential college)”头衔,改为“园长(head of college)”。

然而更改头衔对于普林斯顿来说还只是一个小动作,这段时间这里的学生还在酝酿一个声势更大的运动:把前总统的历史遗迹逐出校园。

伍德罗·威尔逊不仅是普林斯顿第13位校长,而且是美国第28位总统。1896年当威尔逊还是普林斯顿的教授时,他发表了演讲“普林斯顿,只为国家服务”,这后来成为了普林斯顿非正式的校训。他曾经是这个学校的骄傲,普林斯顿的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学院就是以他命名的,官方名字叫“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宿舍住宅区;他的照片布满了食堂的整面墙;校级剧团里最受欢迎的一首歌中把普林斯顿称作“威尔逊庙”……然而,威尔逊也是公开的3K党支持者,白人至上主义的代表;在他当校长的任期内没有一个黑人学生得以入校。

2014年11月,学生组织“黑人公正联盟(Black Justice League)”成立了。2015年11月,他们在校长的办公室组织了一次长达32小时的静坐抗议,向学校提出了七条要求,其中三条都是关于废除伍德罗·威尔逊的,要求学校承认他的历史污点、取消以他的名字命名学院和建筑、撤走他的大幅壁画。

静坐结束后,校长Christopher L Eisgruber就和抗议学生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几个小时后他们签订了一份协议,校长保证会认真考虑学生的要求,学校理事会也宣布会详细调查伍德罗·威尔逊的历史背景。2016年1月,理事会组建了一个10人的“威尔逊遗产回顾委员会(Wilson Legacy Review Committee)”,并邀请了9位学者和传记作家来对威尔逊的荣誉遗产进行估值,每人写了几十页的论文,都公开在学校官网上。随后,委员会还组织了公开听证会,建立了相关网站,供学生们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理事会承诺会在2016年春季给出最终决议。

近两年,欧美各大高校的抗议活动正在白热化,从美国常青藤到英国牛津剑桥,学生们都在迫不及待地从历史名人下手,试图通过推翻他们推动不同族裔之间的平等和交流。对于高校的管理者们来说,频发的学生抗议活动虽然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也增加了管理难度,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是适度引导,有时候也不得不从善如流。

在1969年,发生了“廷克诉得梅因独立社区学区案”,当时爱荷华州的一部分学生因为抗议越南战争、佩戴了黑章,而被学校处罚。当时的大法官Abe Fortas写道:“学校不可能是极权主义的聚集地,校方在他们的学生面前不具备绝对的权威。学生……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将得到国家的尊重,就像他们尊重他们对国家的义务一样。”这是第一次明确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权力延伸到学校,当时的最高法院判决:“学校不得限制未对学校正常活动有“重大且显著”破坏的象征性言论。”

虽然几年后对于抗议具体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但这次裁决依然成为了其他类似案件的处理范本。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的美国高校在学生手册中都会明确标明“学校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鼓励不同意见的发声”。

但从抗议到生效还有漫长的道路,并不是所有意见都会得到采纳。例如作为哈佛“罗亚尔必败”运动先驱的牛津“Rhodes必败”就被学校官方无视了。尽管学生有抗议的自由,但对于抗议的回应,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风格。

在抗议活动频发的俄克拉荷马大学里,校长和教职工们已经锻炼出了迅速的反应与灵活的处理技巧,能在短时间内安抚并驱散他们。但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议题,或是学生们长时间不屈不挠的抗议,更多的学校会选择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有必要时会临时组建专门的委员会,对议题进行更加详细深入的调查,并邀请学生进行辩论或投票,综合得出最后的结论;最后由委员会递交报告给学校董事会,由董事会做出最后的决议——就像哈佛废弃院徽一样。

哈佛学院院长拉凯什·库拉纳在他的演讲中说:“作为一个拥有着独特历史地位的学院,这一议案说明我们正在努力使我们的语言修辞、未来预期以及实际操作符合21世纪的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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